中新经纬3月7日电 题：“特别国债+宽松货币”协同发力稳金融促增长太原炒股配资

　　作者 朱英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、教授

　　2025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“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.3万亿元、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。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，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”。

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、教授朱英姿 受访者供图

　　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枢纽，其资本充足率水平直接关系到信贷供给能力与风险缓冲空间。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理论框架，核心一级资本(CET1)是银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“最后防线”。截至2024年9月末，邮储银行(9.42%)和交通银行(10.29%)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略高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(GSIB)的最低监管要求，不过缓冲空间仍应该进一步提升。

　　特别国债的定向注资，正是通过财政工具逆向补充资本缺口，既符合逆周期调控“未雨绸缪”的逻辑，也体现了巴塞尔协议倡导的前瞻性风险防范理念。历史经验显示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2700亿元特别国债曾推动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提升至8%，为后续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。此次5000亿元注资预计可使邮储银行CET1提升至11%以上，交通银行突破12%，为化解房地产债务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提供关键的安全垫。

　　根据信贷传导机制理论，银行资本金每增加1元，可通过乘数效应撬动约10倍信贷投放(假设资本充足率为10%)，5000亿元注资理论上可释放5万亿元信贷增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国有大行作为基建、科创、绿色转型等领域的主力金融机构，其资本实力增强可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。

　　同时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还提出“适时降准降息，保持流动性充裕”“积极稳定资本市场”。此次特别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行动，其核心逻辑在于政策的协同性，以资本充足性为支点撬动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，通过逆周期调控熨平经济波动，为中长期结构转型夯实基础。货币与财政的协同发力，既通过货币政策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，又通过财政注资破解长期资本结构难题，二者结合可避免“流动性陷阱”。更深远的意义在于，这种协同释放出强烈的逆周期调控信号。(中新经纬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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